小鈺國文

下午會貼上觀課課表喔。

現在正忙著做講義，忽然看到講義中以前寫過的文章，這是當時為《聯合文學》專欄所寫，我原本計畫為高中國文必選文言選文各寫一篇，寫了好幾篇之後，後來太忙就沒空寫了。這些經典文章，可能不只是文字精鍊優雅而已，更是生命的恆常叩問。

轉貼一則。

〈蘭亭悲嘆〉

張輝誠(原載《聯合文學》2011.2月號)

西元三五三年，王羲之意味深長地發出幾聲悲嘆，投向茫漠不可知的歷史深處。

這一年，是東晉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剛滿五十歲，知天命之年。當時擔任會稽內史，趁著暮春三月三日，古人修褉事(臨水行祭，以祓除不祥)時節，召集一群當時名士及王謝子弟共四十餘人，在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臨溪的一座蘭亭，飲酒賦詩，舉辦雅集。

參與這場雅集最著名的人物，謝安，當時還只是個三十三歲的年輕人，高臥隱居在東山(地處會稽東部而得名)，距離他東山再起，後來左右東晉政局、攸關天下安危，還有四年時間。另一著名人物是高僧支遁(字道林)，當時以善於清談、口才便給著稱，每與人對談或宣講佛經，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辯答清晰，辭氣俱爽，很受時人推崇。起初，王羲之自恃世家子弟身分和名士雋氣，頗瞧不起支遁，見面了也不願攀談(輝誠按：可見他不是只對王述才這樣)。後來有一回臨出門，支遁見機不可失，抓著他大講《莊子‧逍遙遊》，花爛映發，才藻新奇，卓然標新理於舊說之上，立異義於眾賢之外，所論皆是當時諸名賢尋味所不能得者，讓正要出門的王羲之捨不得出門，還披襟解帶，流連不已(輝誠按：王述就是沒有這樣做，只是在家空空等待)。再一個名士是孫綽，駢賦名家，辭致甚工，曾作〈遊天台山賦〉，頗得意，出示友人時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即後來成語「擲地有聲」之典故，可見多麼自負)。──從這些看來，參與雅集的人便可想見其水準之高。

飲酒賦詩結束，眾人把詩作收集一處，由王羲之寫了一篇前序。大概很自然地，王羲之落筆之前想起了幾件事，頭一件就是西晉石崇曾寫過〈金谷詩序〉；第二件則是當時魏晉名士往復辯論的「聖人究竟是有情，還是無情」。

寫過〈金谷詩序〉的石崇，是西晉人，官至荊州刺史，挾兵自重，曾劫遠使商客致富，與貴戚王愷鬥富比奢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為「美而艷，善吹笛」的愛妾綠珠在洛陽興建金谷園，更為人津津樂道。後來趙王司馬倫嬖臣(嬖，ㄅㄧˋ，受寵愛的)孫秀垂涎綠珠，石崇不肯割愛，孫秀便進讒言誣陷，受命領兵包圍金谷園。石崇當時正在宴客，對綠珠說：「我是因你而獲罪的啊。」綠珠泣不成聲：「妾當效死君前，不令賊人得逞！」遂墜樓自盡，石崇全家則慘遭滅族。唐代詩家杜牧〈金谷園〉：「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即詠此事。其實說穿了，石崇只是一個典型好財好色之徒，縱情驕奢、富而無禮，看似死前還為一女子有情有義，實則咎由自取，死不足惜。這樣的暴發戶，所舉辦的宴會，當然稱不得雅集，雖然與會者也飲酒賦詩，也集結成書，也讓石崇寫了一篇前序〈金谷詩序〉，當仔細查看所寫序文，不外吹噓自己的園子有好：「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有田十頃，羊二百口，雞豬鵝鴨之類，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輝誠按：雖然提供足夠細節，但是文句庸俗，並不典雅)要不就是描述遊樂之久、之暢快：「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然後才發出常人可以預期的可惜感嘆：「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害怕生命短暫，不能長久保有、享受這樣的豪富、繁華與歡樂。──這是驕奢石崇發自內心的擔憂，大概也是所有富而無禮之人的共同擔憂。

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有相當程度模仿了〈金谷詩序〉，甚至也可以說它還試著與之對話、與之遙遙呼應。〈蘭〉文的敘事、寫景、抒情的次序與結構與〈金〉文同出一轍，只是把〈金〉文的枝蔓記事、粗劣文句汰除淨盡，換上敘事簡潔，寫景清麗的文字，寫人只道：「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寫景只說：「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金〉文到處充滿「琴瑟笙筑」，〈蘭〉文則說「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金〉文之所以「娛目歡心」是園中所擁有之天然與人為景物，〈蘭〉文則是：「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在大自然之中便足以賞心娛目。〈金〉文發出「生命短暫，歡樂難久」的感嘆，〈蘭〉文也是，但還要更深刻許多。兩篇文章的關係是這樣密切，無怪乎《世說新語》記載，王羲之聽到有人把〈蘭亭集序〉和〈金谷詩序〉相提並論，又把他和石崇相比，他的反應是「甚有喜色」。這也不奇怪，王羲之模仿前人名作，後出轉精，感到高興是可以理解的。

〈蘭〉文最後抒情的部分，雖吸收了〈金〉文「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的感懼，但它其實還回應了魏晉以來爭論不休的聖人有情與否和生死觀的問題。關於聖人無情說，始自曹魏何晏，認為道生於無，無又生有，因此提出「貴無論」，進而認為聖人無喜怒哀樂，無累於物，也不復應物，主張「聖人無情」之說；王弼則不以為然，認為聖人超越常人在於「精神」，和尋常人相同的卻是「情感」。精神超越所以能「體沖和以通無」；「情感相同」則不能無哀樂以應物。但是聖人之情，能夠應物而無累於物者，因此主張「聖人有情」。王羲之在這方面是比較偏向王弼之說。好比說有一回謝安向王羲之說：「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心情難過)。」王羲之回答說：「年在桑榆(晚年)，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靠音樂宣洩心情)。」可見他是肯定情感發露的。

王羲之既肯定情感，參與雅集之樂，與雅集結束之「失樂」，甚至推而廣之遭遇生命結束的「大失樂」，不免都要影響他的心情。而且王羲之並不認同道家視「生死為一體，長壽與夭殤並無區別」(他認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故而他只能將這種失去「樂」的苦悶和悲傷，化作一次又一次的悲嘆(痛哉、悲夫)，以有限的生命經驗，投向無窮無盡的古往今來，前不見的古人和後不見的來者，去尋求生命短暫、歡樂難久的遙遠歷史共鳴。(輝誠按：有學者認為：「王羲之薄老、莊道德之玄言，而崇張（魯）、許（邁）方術之祕法。其詆「一死生」、「齊彭殤」為虛妄，乃出於修神仙、求長壽之妄念虛想，以真貪痴而譏偽清淨。識見不高正復在此。」批評很凶狠哩！王羲之一定就識見不高嗎？)(輝誠補：張魯：東漢末五斗米道首領，五斗米道創立者張陵（張道陵）之孫，張衡子，世為天師道教主。許邁：許邁，東晉人。許邁，博學能文，與王羲之父子交往甚密，後從師專心修煉，服氣辟榖，食餌草藥，尤善內觀胎息。厚道業精進，面如童子，身輕體健。著詩十二首，多論神仙服氣事。)

當然「後者覽者」(後代讀此文的人)，有所共鳴大約有很多很多，此處只略舉其中最著名的李白與蘇軾。

唐代李白也舉辦雅集，雅集也飲酒賦詩，賦完詩也寫一篇前序〈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當然也看到了渾漠蒼茫、古往今來的宇宙之中，人之短暫與渺小，也寫出：「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天地之廣大，光陰之久遠，萬物、百代皆是住館過客而已，何況是人？所以李白在浮生若夢的有限時光中，不願再去多想其餘，為樂正當及時，「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把握當下，歡樂之剎那，即是永恆。

蘇軾就不這樣，他在〈赤壁賦〉藉託一友客與之對答(我每回讀此文，都覺得裡頭的友客就是王羲之)。友客與蘇軾兩人在赤壁之下泛舟、飲酒、誦詩，感覺暢快無比之後，忽然吹起洞簫，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裊裊，不絕如縷，很壞情調。蘇軾不免一頭霧水，只聽得彷彿從歷史長河中凌波前來的王羲之答道：「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生命是既渺小又短暫，自然卻是如此無窮無盡，只能將這種悲嘆寄託在洞簫聲中。但是蘇軾卻安慰王羲之說：「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這是化用莊子的話，也就是道家的思想，人與物之所以能無窮無盡，正因為化除了「生與死」、「人與物」的界限。換句話說，就是王羲之在幾百年前深不以為然的「一死生，齊彭殤」說法，蘇軾不但認同，而且認同之後還因此得到無比的寧適、滿足與通透，他也犯不著再向歷史投以任何悲嘆之聲。

後人常讚嘆〈蘭亭集序〉是天下第一行書，但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經仔細聆聽字裡行間流瀉出來的悲嘆聲，悲嘆聲如遊魂般在歷史之間飄蕩著，那是人生苦短，歡樂易逝，但是人卻一往情深，情之所鍾，感樂而生悲，因悲而嘆惜，久久不能自已。傳到李白耳畔，他可不這麼想，行樂要及時，歡樂時當盡情歡樂，哪有閒工夫計較其餘？再傳到蘇軾耳中，他要以道家之理化之解之，要能夠成為安頓自我生命的良方。

那麼，我們呢？

那個一千多年前從蘭亭發出的悲嘆聲，早晚也要飄進我們的耳膜，我們又該如何面對王羲之的悲嘆？或者說，我們又該如何面對我們自己的感情、我們的生死觀，以及我們在這個廣漠宇宙之中的位置、價值與意義？

小小蘭亭，幾聲悲嘆，現在聽來，居然顯得如此宏亮而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