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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義,你永遠不會生活。每個人都是薛西弗斯,差別只在是否認識到「生命的意義在於不斷推動巨石上山的過程中,創造自己的意義。」--卡繆

 


尋找荒謬中有意義的時刻 --- 卡繆 

 /蔡淇華  106.11.23 國語日報


   閱讀存在主義作家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的小說是件很「燒腦」的事,因為客觀記錄式的風格,使的許多讀者如果沒看書評,很難搞清楚小說家到底想要表達甚麼?然而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卻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年輕讀者去挑戰它。


   卡繆出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父親是法國移民的第二代,在他襁褓時於一戰陣亡,之後跟著文盲清潔婦的母親,過著困苦的生活。然而卡繆拿獎學金讀完高中,20歲開始起半工半讀念完大學。   


    一般人都將卡繆視為「荒謬大師」,因為他17歲時感染肺結核,因此意識到死亡和生命的荒謬。21歲時娶了醫師的千金,太太卻因染毒,為買毒品出軌,23歲就宣告仳離。24歲時卡繆開始出版寫作,然而26歲時二戰爆發,反法西斯集權統治的卡繆志願加入法軍,但因為健康問題遭拒。


27歲時,為了捍衛阿拉伯人的人權,卡繆成為一名報社記者,極力反對不公平待遇,因此被殖民地政府驅離前往巴黎,行李箱裡,放著正在撰寫的《異鄉人》的手稿。28歲時,法國宣佈投降納粹德國,卡繆開始投身反納粹的運動。


    我們看到卡繆殘忍的面對自己「荒謬」的健康與婚姻,還有兩次世界大戰間現代人的「荒謬」,難怪29歲時,卡繆會處於「外在與內在都流浪」的狀態,出版了瀰漫存在主義氛圍的第一部小說《異鄉人》。


    《異鄉人》奠定了卡繆在世界文壇的地位,小說用許多凌亂篇幅書寫主角的「荒謬」事件:在母喪期間,主角「荒謬」地辯解:「因為沙灘太陽太耀眼,所以開槍殺了人。」然後主角留下「荒謬」的遺言:「最後的希望是死刑場上,有一群人以增恨的吶喊迎接我。」然後「荒謬」地被處死。


    34歲時,他將法西斯喻為鼠疫的小說《瘟疫》一出版,將他的聲譽推向另一個巔峰。


    《瘟疫》的第一章,敘事者回顧歷史上約三十次重大的鼠疫潮,造成共一億人的死亡。在最後一章﹕「當李歐醫生聽到喜悅的呼叫聲在城中響起時,他記得這一喜悅永遠是受著威脅的,鼠疫的桿菌(bacille)永遠不會消失……可能有一天,鼠疫喚醒了它的老鼠群,並把它們送到快樂的城市中死去。」


可見卡繆並不相信歷史具有理性。他認為很多悲劇的重覆發生,都是無法解釋的「荒謬」。


    這些小說讓讀者對卡繆有一個道貌岸然的印象,然而真實的卡繆並非如此,他英俊過人,情場得意,穿著有品味,曾擔任美國vogue雜誌封面人物。


卡繆年輕的時候,還是位傑出的足球員,曾於大學聯賽贏得北非冠軍盃。他的朋友曾問他比較喜歡足球還是戲劇?他回答:「不必考慮,就是足球。」


    讀者一定會很迷惑,高舉荒謬大旗的卡繆,也會說出:「在陽光裡,世界始終是我們最初與最終的愛。」並在真實人生中,活得風風火火。


    或許和《異鄉人》同一年出版的隨筆《薛西弗斯神話》,可以給我們答案。故事中的薛西弗斯因得罪眾神,受懲罰必須將巨石推到山頂,但由於它本身的重量,巨石又從山頂上滾下。薛西弗斯得一再重複這個「永劫迴歸」的過程。


    然而,卡繆認為:「快樂和荒謬是同屬大地的兩個兒子。他們是不可分的……薛西弗斯的命運屬於他自己,他的巨石也歸於他……他知道自己是他生命的主宰……我讓薛西弗斯留在山下!一個人永遠會一再發現他的重負。但薛西弗斯揭示了更崇高的真誠,這真誠舉起了巨石而否定了神祇……掙扎著上山的努力已足以充實人們的心靈。人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卡繆認為,人生本來荒謬無意義的,「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義,你永遠不會生活。」每個人都是薛西弗斯,差別只在是否認識到「生命的意義在於不斷推動巨石上山的過程中,創造自己的意義。」。


    卡繆44歲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46歲那年,買了車票即將遠行,出版商開跑車邀他同行,不幸撞樹身亡,口袋還放著那張臨時決定不用的火車票。


卡繆燦如晨星的一生雖然如此荒謬的結束,但是他終生為打破人類奴性,爭取生命尊嚴的書寫,仍陪著這一世紀的人們「以沉重但平穩的腳步走下山,走向他不知何日終結的苦痛。這段時間像是一個喘息的時刻,那是有意義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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